大冰小说作家大冰的读者们：关于焦虑、疼痛和幻想
大冰的书中，“仿佛世界上命运最坎坷的人都被他碰到了”。他告诉他的年轻读者，存在着那么一个世界：那里的人讲义气，惺惺相惜，走过很多地方。拉萨、丽江、清迈……那里有他们没经历过的人生。他是作家富豪榜的常客，也在阅读鄙视链的底端。作为一个流量作家，到底是什么力量，把人群推向了那里？这是一个关于大冰读者们的故事，也是关于那些成长中缠绕着的焦虑、疼痛和幻想。
这么说吧。在你前面有一两千个人，挤在一个二线城市的书店里，通常，这是那座城市最大的书店。人头攒动，队伍排出了上百米，大概需要等三到四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作家。
整个过程“很秒速很秒速，像机器一样”——一个读者这样形容——作家基本不会和你说什么话，抬头看你一眼（也许并不拥有这份幸运），然后在翻开的书扉页上签名，握手，或许还轻轻拍一两下。那个瞬间，“当时真的就疯掉了，真的就疯掉了。”
我们和很多读者聊到了那个场景。作家保持着他一贯的形象：通常穿一件黑色的牛仔夹克，戴一顶帽子，鸭舌帽或是牛仔帽——很多年轻的女孩为了见真人来的，就像参加一场明星见面会——作家头上，一条辫子绑在脑后，鼻子下留着两撇八字胡，看着“挺有味道的”。
作家喜欢握手，而且要很用力那种。那是签售的必备环节：过去五年，他与读者握手超过100万次，这是2017年他自己在微博上公开的数据——这还意味着，他的名字至少要写在100万张纸上。对于作家的体力来说，这是个不小的考验——他的手握出了腱鞘炎，右手手掌和手腕上缠着显眼的蓝色绷带，靠近虎口的那里有点脏，边缘磨得脱线了，还有一点微微起球。
在新书的签售期——负责帮他打点事务的麦先生严肃地说：他从来不宣传自己——上述场景在中国上百个二三线城市上演。回忆起来，读者对此甚至有点感动：“你闻过整个房间里都是云南白药的味道吗？”
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也很难取得这么大的轰动了——事实上，莫言的名字就排在他后面——最新的中国作家收入榜（不含童书作者），他的名字排在第三：版税收入1600万，在他前面的两个人是刘慈欣和余华。
但这个人是谁？他的书会摆在畅销书的显眼位置——书名是：乖，摸摸头；阿弥陀佛么么哒；我不；你坏……简单的汉字组合。作者：大冰。
那些读者又是谁？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：族人。这是大冰对粉丝的称呼。签售时，排队的多是女孩。他们大都年纪都很小，有的高中读大冰，更小的初中就开始看了。——他的名字和张嘉佳、刘同、卢思浩经常同时出现，在课堂上偷偷传阅。
他们喜欢书里面形形色色的人生，羡慕那些人走过的地方，拉萨、丽江、清迈、新西兰皇后镇、卢旺达……听起来遥远而陌生。大冰作品让他们和这些地方产生联系——
阿飘是一个年轻幼师，2014年，她在一个“论斤卖书”（20元一斤）的地方注意到大冰。她喜欢里面的故事，觉得这代表“一种缘分”：她曾在签售时跟大冰握手，那是2015年，她的手有茧子，握手时就轻轻的，“然后就被凶了”。——你握不握？大冰说。当时周围人很多，阿飘觉得尴尬。她赶紧伸手“重新握了一次”。
有一段时间，生活在西安的康康很喜欢大冰的书。一个开饮品店的朋友向他推荐，康康读完，心向往之。他对大理的好感就源于此。在书中，那里是文艺爱好者的天堂：来自全国各地，甚至有着国外经历的人们，揣着艺术理想纷纷而来，他们彼此惺惺相惜，“价值观上很特立独行，崇尚自由”，也讲义气。
“我之前没见过这种人嘛，”他说，“就完全跟我当时刚毕业就接触的这种，比如坐办公室的人不是一个路子。”
成为一个“super model”，那曾是豆豆人生的梦想，这件事她从来都没跟人说过。小时候，电视上有一个频道经常放时装秀，豆豆一个人住在家里二楼，房间里有一面大镜子。晚上的时候，她总是对着镜子，想象自己是超级巨星，踮起脚朝镜子走过来再走回去。
“想做一个衣服架子，时装模特，像刘雯那样子的。”可到了初中，她就没再长过个子了，身高停在一米六，“就很难受”。
豆豆也喜欢探险。小时候她住在村里，经常组织一帮朋友，“要去走最险的路”。村里有一些老的墓地，别人都不敢钻，豆豆一个小个子女孩自告奋勇爬了进去，到现在她都还记得那股腐烂发霉的味道。她想要当一个探险家。
但是生活不是这样的。她在一个专科学校学服装设计。形容那里时，脱口而出的是“一个比较垃圾的地方”——大学开学的第一天，她领略了“社会规则”。那天晚上，学院的老师和院长下寝室，班长在后面陪同。豆豆鞋多，摆不下，班长看到了，突然表现得特别友好，“宝贝，你要不要把鞋子放一点在我那边？”
“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恶心。”豆豆说。这个小苗头迅速扩散，很快，她感觉身边的同学“都开始讨好班长”，他们围着老师，把时间奉献给学生会。
世界还能是别的样子吗？那时，她还没有读到大冰写的“小芸豆”：一个网红，温州女孩，她的美貌被Angelababy称赞，她不仅人美，而且心善，还喜欢探险，云游世界。她觉得她们很像，都是小小的个子，看上去比较弱，“其实内心还是比较刚的”。
阿蓉和豆豆一样，也是个有幻想的姑娘。在遇到大冰之前，她的人生遭遇了一次挫败：去面一家互联网巨头在合肥的客服岗，半路逃回来了——她瞟了一眼工作人员手上的候选人表格，密密麻麻的，中英两版，阿蓉瞬间就“蒙圈了”，直接打道回府。
阿蓉94年生的，是留守儿童，跟着隔一辈的老人长大，初中毕业就到合肥打工，人的一生好像就这样定型了：总被欺负，“一个月能哭27天”：她在酒店做过几年服务员，父母觉得“酒店服务员”五个字背后有深刻内涵。辞职到工厂，在车间，负责检查空调遥控器里面焊接的一个铜管是否存在漏洞：一天要检查几千个，手上留了大大小小的疤，脸上也有。
后来她失业了，那是最黑暗的半年，好不容易谈的男朋友也面临分手。她还有一些不想对外人讲的挫折，都发生在今年春天，她感觉自己抑郁了，半年里有四五次想要自杀。
这时候，大冰出现了：乖，摸摸头——大冰2014年出版的作品。其中一个杂草敏的故事，戳中了她——那是个南方姑娘，为了心中的梦想，辞去了稳定的幼师工作，大冰小说跑到济南一家电视台求职，从剪片子做起，慢慢混出了名堂。许多年过去，她一个人漂去北京，又漂回南方，还漂到澳大利亚，订婚又解除婚约，回国后开了家文化公司。
杂草敏的人生很励志，她像杂草一样不放弃。读完这个故事，阿蓉哭个不停。复述痛苦的经历是残忍的，阿蓉控制不住情绪，又哭了起来。她很抱歉地说，对不起啊，我鼻子有些囔。我想安慰她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话。她反过来劝我，没事，我这人不需要安慰，我自己能治愈自己。“就跟他写得一样，我就是一根杂草，放哪儿都能活。”她竟然又笑了出来。
大冰的几本书里，很多故事都有着跌宕的情节，“仿佛世界上命运最坎坷的人都被大冰碰到了”。比如，某一篇故事里，女主人公前一秒正在上海的路上开着车，下一秒就因为大冰不肯系安全带而紧急刹车，手扶着方向盘扑簌簌落泪。或者，一个热爱音乐和诗歌的年轻人不被家里支持，盯着父亲的眼睛念诗，换来一个重重的耳光。
介绍自己时，大冰称自己是野生作家，讲得是江湖故事——他的读者喜欢“野生”“江湖”这样的词。出书之前，他在山东电视台系统送过盒饭，当过美工、剧务、摄像、执行导演，后来成为综艺节目《阳光快车道》的主持人，也因此为大众熟知。他的个人简介中写着，十年“流浪”经历，在丽江、拉萨开酒吧，曾被视为“拉漂”代表人物。
故事里的很多主人公也出身底层。7月初，大冰在微博上宣传新书《小孩》的预售活动，星星“光速”预定了一本，拿到后迅速读完——她为那些故事感动：最喜欢《客家姑娘》那一篇，主人公是一个叫“采”的姑娘，出生在农村，从小就出去闯荡，最后在清迈开了家酒店。星星特别记得一个片段：采从小父母不在身边，有一年她爸妈带她到世界之窗玩，爸爸骑自行车，搂着采骑过去，坐在自行车前梁上，采的身体很僵，“感觉有点怪怪的”。
采有一个弟弟，从小和父母就不亲。星星觉得，“那种和爸妈之间好像不是很亲近，甚至有点生疏的感觉”和她很像。“突然挺理解的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好像我自己也能感受到她那种挺别扭的心境。”
读者晴天分析过大冰的书为什么会如此流行。应该是“迎合了这个时代吧”，他说。大冰书中的人，“你会发现他们都很好”。有的很努力、善良，有的人当一个志愿者，纯纯粹粹就是为了帮助别人，当父亲的是模范父亲，做儿子的又是一个模范的儿子。“他书中人物的三观和我们不一样。至真至善至纯。”晴天说，“现在的人利益熏心，有的人循规蹈矩。我们做不到他们那样好，所以喜欢。”
他们羡慕他笔下的世界。阿涛是昆明一所普通高校大三的学生，她是个新读者，正在经历一段拥有许多小烦恼的日子。在她成长的村子里，阿涛是个成绩还算可以的女孩，小学时，班上的人喜欢拉帮结派，阿涛不在那些“帮派”里，她得过一次三好学生，不知道这件事触动了哪根神经，一伙儿小团体的几个女生在体育课上把阿涛围住了。
气势随着那些人的逼近而剑拔弩张，有人开始指手画脚，为什么你这种人能得三好学生？你好意思吗？所有细节和语言在阿涛的印象里都特别深刻。围着的人指手画脚，班上别的人站在旁边看，“没有一个人帮我，就这样任凭她们指责我，像大人教育小孩子那种语气，趾高气昂，冷嘲热讽。”
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一直哭，觉得好委屈，“不都是一样的人吗？”她的语气难过了起来，“我这一生真的经历了很多不是同龄人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，”——她用了“一生”这个词——她说，“但是有些事情我不能启齿，不能全部告诉你。”她觉得自己比别人更成熟，她习惯于先看到一个事情的负面。她的朋友劝她最多的话是：你不要那么消极，凡是都要往好的方面想。大冰小说
一旦开始长大，很多事情与小时候不一样了：这个世界是复杂的，没有那么多美好（当然也可能没有她们想得那么坏），阿涛开始学习妥协，想到大冰的文字，去想“他是怎样过来的，怎样坚持的”，然后“再结合自己的理智，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（妥协）泯灭掉。”
星星也羡慕大冰笔下的生活。她自认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波折，家长和老师对这个社会最残酷的描述是：大学会有利益。进了大学，星星确实觉得“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没那么真了”，这让她越来越喜欢大冰书里面的人，“他们故事里面那些人之间的感情好像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的。”
“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城府、什么心机这些鬼东西。我愿意帮你，我就真心实意。”她说，“他那里的世界两肋插刀。挺羡慕的，现在想想，哇，我要是在那里就好了。”
大冰从不把什么人生建议直接写出来，他的“建议”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组装的，里面的人被塑造地至善至美，就像是一阵温柔的抚摸。大冰的读者们坚信：冰叔是大好人。“江湖气”——这是一些读者的看法。但是没人能给“江湖气”一个准确的定义。大冰小说被读者经常拿来举例的是，大冰连续多年在微博上资助一批买不到春运返乡车票的读者，方式是读者留言，大冰打钱。
最近的一次资助，四万粉丝涌进这条内容下留言。点开评论区，第一条是大冰自己写的：并非慈善，并非行善，无需言谢，无需谬赞。世界奔跑的这么快，我还能再陪你们几年呢？不过是趁着还没走散，用剩余的稿费尽尽本分罢了。大冰转完账后，会把转账截图再发出来，金额两千或三千——那些内容、遣词造句的方式，都像他书里的内容一样，姿态和义气用高音喇叭喊出来。一个外人理解不了，但是粉丝很感动的行为。
那和他的书构成了一个语境：这个世界很复杂，但是我们有侠。今年6月，大冰在微博上发了自己和图书编辑李娜的聊天截图。在截图中，他们对新书定价意见不统一。李娜提出新书涨价，大冰坚持不涨——
别人和我无关，我的书只保持不超过40块钱的定价，当当京东天猫上打完折后，才能保障读者买到20多块钱左右的打折书。
我在北京东二环胡同的一间工作室拜访了一位图书编辑Ciel。大冰这条微博被顶上热搜的那天，几张聊天记录的截图在出版界的许多微信群流传。大家“群嘲”，Ciel说。
Ciel曾在两三家市场化的出版公司营销部就职，参与过现象级畅销书的策划。他知道，发聊天截图有时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营销手法。那么大冰呢？他给我提供这样一条市场数据：大冰的粉丝多生活在二线城市，且集中于中国西北部。这是他通过一线销售拿到的报告，“在当时肯定100%是准确的”。
出版界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抢夺作者。对于一些致力于“做格调”的出版机构来说，有的“不屑”做畅销书：他举例一位主编，对书的品质有极高的要求，熟悉到逆着光看书的裁切面，就知道一本书用怎样的纸、下了多少功夫。
但对于另一些编辑来说，畅销是个令人眼红的指标，一个就职于出版界的编辑告诉我，她感觉到同行对大冰现象的态度是“一边群嘲，一边羡慕”。卡比经历过从做小众书内容策划到大众书网站市场销售的转变，“可能在一个有更高人文素养的普通读者看来，他low，但是业内谁又能说一个码洋上亿的书，它不是一个好‘商品’呢？”（大冰一本书的码洋几乎相当于一个小众口碑书出版社全年的码洋。）
人们通常并不会指责一种商品的营销套路。但镜头下的是书——一种特殊商品。有人指责大冰卖弄情怀，拿书价作秀，还有人抨击他的读者，被心灵鸡汤“毒害”。年轻的读者们不认可这些评价。他们知道有很丑恶的东西，但他们笃信自己所相信的善良，他们觉得大冰是无辜的。
“肯定是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”——这是星星的第一反应。“有人故意带节奏。别人定价关他什么事呢？为什么要说他？真讨厌。”星星抱怨了一下，马上又笑了。
“都是误解吧，人的性格都不一样，不能说他不符合个人的审美心理，就去诋毁一个人吧。”读者阿萧说。
“我会觉得他们思维已经固定了，他们不敢去尝试新鲜的世界。”豆豆的语气开始急促起来。“那些人，”她说，“他们自己没有做到、不敢去尝试的事情，就觉得不会发生，所以他们会质疑、会不相信，会觉得那些东西是鸡汤，说只是哄哄小孩子而已。”
广州的思柯见到过大冰签售的场面：人山人海的，到处都被挤满了。那是去年8月11日，大冰在广州市南国书香节的签售会。有黄牛在场地外“卖号”——活动并不售票，但是按照排队号码依次入场。只能容纳500人的场地里，目测有2000多人等在外面。
成为大冰的粉丝，是一个人生阶段的注脚。他们的人生有伤感的一面。只不过有的还沉浸其中，有的过了那个时期，带着新的经验审视过去。我们注意到瑞小河是因为一篇文章。6月底，她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发布一条推送——题目是：你喜欢大冰？
在文章的一开始，她先表明态度——我就是喜欢大冰。她详细讲述了自己阅读大冰的过程。大冰的书陪伴她度过了高三。压力特别大的那段时间，她就去找大冰的书看，这是一个解压方式。后来进入大学，她的阅读涉猎范围更广更杂。她读文学，“更多的是看茅盾文学奖那些作品”。大冰小说有一段时间，她受知乎上一些“黑大冰”的言论影响，也可能觉得：哎呀，大冰有一些东西就是过犹不及，就好像有一点太过分了。
说完这句，像是不放心什么，她很快又为此做很长一段的补充：这里面有外在的原因，也包括我自己的状态的原因，我没有认真看了，原因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，所以把他淡忘掉了。
豆豆还沉迷在大冰的故事中。她正在为梦想奋斗：去年，她从那个专科学校毕业，在三里屯的一家品牌店做销售。我们见面时，她刚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上完口语课——她花了四万块报名这个英语班，而她的工资每个月只有五千，还要分出2000块交房租。她必须在休息日再另外打两份工，才能维持在北京的生活。
一个出生在山村、喜欢摇滚乐的男孩瓶罐（农村出身、爱音乐是大冰作品里经常出现的两个标签），过着“穷到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他过着怎样的生活”的那种生活，在垃圾桶里捡别人扔掉的磁带，把断了的袋子系上听，认识了扔磁带的富二代，他们成了朋友。
富男孩教瓶罐打架子鼓，后来他因为抑郁症自杀死了，父亲还生了重病。那之后，瓶罐找到了一个图书馆的工作，在地下室，他把整个图书馆的书都看完了，终于“熬出来了”，在丽江的一个鼓店跟着大冰的一个朋友学打鼓，最终受老师的资助到南京的一个艺术学校求学。
读那些文字的时候，豆豆“甚至能脑补瓶罐在工地打工的画面”。她说，“当时我就哭到不行了。”她也很爱读书，也在努力。
康康则感觉自己不再喜欢读大冰了。去年，他圆了去大理旅行的小梦想。他特地到大冰在那里开的酒吧“大冰的小屋”待了一会儿，在想象中，那里的驻唱歌手和顾客有着特别紧密的关系。他想去跟那些人交朋友，聊一会儿，但他发现，“他们可能也被搭讪的太多了，反而不是我想象的那批人了。差距特别大。”
他脑海中的那批流浪歌手——大冰那些书里给他留下的印象，“哎呀，真的是狂放，放荡不羁。”但是他所目睹的是，“那个嗓音，包括他的打扮，还有他的生活方式，他们身上没有那么多我想去交往的。”
这几年，他看到大冰作为作家的成功，他成为了一个成功人士、人生赢家，在名利场上有了自己的成就。但他也觉得这几年，大冰“没有成长”，他越来越不喜欢大冰作品的书名。“都好鸡汤啊，”他说，“我建议他能起一些高冷的名字，在书名上能有所长进。”
他给我发来了一个PPT，和大冰一样，他也给自己贴了许多标签，称自己是“野生艺术家”——上面提到：“曾经混迹北上广，做过网管、KTV小哥、库管、文案、演员助理、导演助理、策划、编剧、外联制片、导演等职。现居西安，也写诗，也拍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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